我经历的英国疫情｜活在不确定中-盛梦露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
英国冬季的新一轮疫情没有缓解的迹象。

三天前，早上起床，手机上第一条消息来自住处附近的公园。标题“Lockdown”（封锁）。邮件里说，当日起，英国实行更严峻的封锁政策，公园里的运动场地要关闭了。我不由得低落。虽然疫情期间我难有机会用到网球场，但每次路过那儿，即使阴雨天也有人打球，这场景总让我精神一振。

新年过去没几天，英国的疫情又严峻起来，最新的全国封锁政策让人回到2020年春天。

所幸这一次没有人抢购卫生纸，我的心情也比春天时好了许多。餐厅多半还开着，但把椅子堆在桌上，只在门口开一个柜台。客人大多是骑手——各个外卖平台的送货员。我想起有一天听房东惊叹，英国本土的一家快递公司新增了上万个岗位。经过近一年疫情的起伏，可以感到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缓缓地挪动起新的步子。我的英国朋友说，当她看到街角的咖啡店又开了起来，她看到了人们的适应力，心理上的弹性。

而我自己的秘诀之一是，养成被动接收新闻的习惯。像最近几天，英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纪录不断刷新，从一天三万到一天六万。我偶尔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或在聊天中听人提起，只当是又获得了一个信息，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。

一年前，中国疫情严重，我忧心忡忡，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看国内新闻、叮嘱家人，成日坐立不安。几个月后，疫情绵延到伦敦，我仍旧每天蜗居在公寓里关注本地新闻，刷感染数据，痛苦不堪。渐渐地我释然，主动搜索新闻是为了抓住一点希望，对生活恢复一点掌控感，但在这一年中适得其反——好消息太少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除了接受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此外，新冠病毒也不再像春天时如此未知和致命。

三月时，我生了一场病，症状像流感，近一个月不见好。当时还没有普及检测，我只能等上个把钟头接通医疗专线。两天后，医生回我电话，让我多喝水，高烧才吃药，如果病情恶化再打电话。整日，我就在不足十平方的公寓里自我隔离，看到新闻里最年轻的死亡案例只有21岁，且无基础疾病，头晕眼花的我把“死亡”列到未来的可能性里。

九月，我完成学业，搬出了狭小的学生公寓，住进伦敦南部一户本地人家里。这多少也改善了我的心情。

一天早上，见房东要出门工作，我问他新的封锁政策是否影响了他。房东是电工，每天在不同人家里干活。他说，电工属于政策允许的必要工种，且雇他工作的人也都不介意，见面友好，不戴口罩，也不会刻意保持距离。

“而且”，他说，“我应该已经得过新冠了。”

三月的第一波疫情期间，他得过一场不寻常的‘流感’，乏力，气短，失去味觉，眼睛酸痛。女房东应和，她和孩子应该也感染过新冠，但孩子只挂了点鼻涕。九月她回土耳其探亲，和疑似感染的家人在同个屋檐住了十天。

“尽管出现了新的病株，可能再次感染，但封锁政策的目的不是让你不感染，这不现实。”房东说。

“不现实？” 我有点奇怪。

“是这样。疫情以来我们一直在等疫苗。封锁措施从来只是为了减缓病毒的传播，以缓解NHS（英国医疗体系）的压力。”“如果你不想得新冠，那就得从一开始到疫苗问世那一天都不出门，不和人接触。这不现实。”

跨年那一天，按当时的政策，只有两个来自不同家户的人可以在户外见面。一个中国朋友收到两拨聚会邀请，他感到为难，问其他朋友意见，一个法国朋友劝他不要去，他听从了建议；房东一家取消了探亲的计划，但邀请了一个邻居在客厅闲聊；听说夜里本来有邻居打算在街上摆一个简易聚会，和邻里分享热红酒，最后没有开成；女房东向我抱怨隔壁的年轻人邀请女孩在家开派对，音乐的震动穿墙而来。零点时，他们在阳台上放声高歌，烟花在四处点亮夜幕。

在统一的政策底下，我看到不同的个体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，以应对同样不确定的未来。

2020年，我在伦敦完成了硕士学业，结束了一份实习工作。到了回家的时候。今天，距我回国的航班还有一周，但没有人知道它能否起飞。目前，中英禁航政策的时限到1月10日，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说禁航“视情动态调整”，这预示着，三天后，有各种可能性。

我还在等着靴子落地。

在不确定性带来的胶着中生存，是2020年的主题。我在伦敦的第十六个月，日历翻了页，而我还处在新旧年交替的恍惚中——2020真的结束了吗？

写下上面一些文字的时候，美国华盛顿，川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楼，扰乱确认拜登胜出大选的会议。BBC给我推送新闻，新总统拜登说这些人是“起义”（insurrectin）。新闻图片里，几个黑衣特勤人员拿枪对着一扇门。第二天，新闻说有四人丧生。一段视频里，拍摄者在国会建筑内部把摄像头对着混乱的现场，一个男人用中文高声说：“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！”

新的一年，恐怕充满更多不可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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